1 of 8
© 2021 Chun Tung Lam
「改變國家的事情對個人來說太大了。」
林纾，1989年8月生於淅江
18歲那年，林紓離開家鄉寧波，來到香港，攻讀會計本科。這個中國特區讓她大開眼界。她第一次在網上看到有關天安門事件的「血腥」照片，看到學生在大學校園裡掛起一個人高的「殿」字，悼念六四事件。此前，林紓對這一場學生運動一無所知。
除了感到新奇以外，林紓對天安門事件「沒強烈看法」。她對政治抱中庸態度，或者說不感興趣。她父親是位商人，母親是公務員，「家裡一直避談政治，親戚都是這樣」。相比之下，林紓對商業更感興趣。大學畢業後，她在香港會計公司和銀行工作了3年，計劃明年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後，赴美國攻讀MBA。她對科技創新感到興奮，Paypal創始人的書From Zero to One給了她啟發。她正和一群朋友運營一個微信公眾號，分享年輕人在人生路上的有趣選擇。
「可能現在中國的小孩比較關注自己的成功、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幸福，對政府和社會的事沒那麼關心，而且政府的力量太大了，在中國沒有權貴的話，做不了什麼。」林紓說。
2 of 8
© 2021 Chun Tung Lam
「如果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討論政治的話，我爸肯定會說我們瘋了。」
羅小麗，1989年10月生於四川
奮鬥了好幾年，羅小麗終於慢慢靠近自己的理想了。她生於四川農村，3歲時父母為了生計遠赴新疆打工，7歲時她被送到新疆與父母團聚。她說自己的偶像是母親，一位鼓勵她讀書寫字的農村婦女。高考那年她不負父母期盼，考上江西的一所大學，畢業後她獨自到上海闖蕩，兩年後進入自己心儀的傳媒，做一名財經記者。
她高考後的那個夏天，新疆發生了大規模騷亂，隨後政府切斷了互聯網，整個暑假她都無法上網，也無從得知騷亂的真實死傷數目。讀大學時，她曾經上網發文表達對政府封鎖消息的憤怒，但文章無法發佈。現在做了記者，她參與的報道也曾被刪除。有時她會想，如果她出生那年學生運動沒有失敗，現在中國的言論環境和新聞制度可能會不一樣。
但更多的時候，她感覺當年的學生運動對目前許多中國人的個人生活沒有太大影響。「大家想的更多的還是如何改善生活吧。」在她印象中，她小時候父母經常爭吵，為的總是錢。幸運的是，她和妹妹都考上了外省的大學，將來或許能過上不一樣的生活。羅小麗最盼望的，是自己能夠自由選擇做自己喜歡的事情，無論是愛情還是職業。
3 of 8
© 2021 Chun Tung Lam
「對一個可以向人民開槍的政權，你很難完全信任。」
楊小武，1989年2月生於浙江
高中時第一次上網看紀錄片《天安門》後，楊小武哭了。他感到憤怒，儘管學生領袖的爭權奪利也讓他感覺複雜。在地方當一把手的爸爸跟他說，「他們不是暴徒，就是學生，想見見國家領導人，說說自己想法」。楊小武曾經激進，和朋友辦了份《日人民報》，調侃《人民日報》。研究生畢業後，他目前在北京當時政記者。工作兩年，他已經很了解「什麼可以寫」，「什麼不可以寫」。他認為共產黨不會再正視六四事件，因為「那是他徹底站在人民對立面的事情，危害他合法性」。與以前相比，他現在更感虛無。
![Photography image - Loading 1989s-04.jpg]()
4 of 8
© 2021 Chun Tung Lam
「我不喜歡自己被綁架，寧願做旁觀者。」
張樺，1989年11月生於廣州
張樺從小學習成績好，考入好中學，好大學，最近研究生畢業，專業是生物醫學。她喜歡「確實可信」的事情，所以選擇走進科學的世界。中學時她隱約知道天安門上那件「不能說的事件」，大學時看了紀錄片《天安門》，感覺當年的學生領袖也很迷茫，而且在民運中個人的意見常被扭曲。張樺更相信個人踏踏實實的努力，她的理想是成為學術雜誌的主編，擁有健康美滿的家庭。
![Photography image - Loading 1989s-05.jpg]()
5 of 8
© 2021 Chun Tung Lam
「作為青年人我肯定是同情青年人的。」
張希，1989年4月生於甘肅
張希性格內向，但聊起歷史和政治，就變得健談。大學時他研讀經濟，天天構思創業點子，後來接觸《南方週末》等傳媒，意識到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長久形成的文化和制度。後來到香港讀研究生，專業是大中華研究，香港的秩序和社會制度讓他大開眼界。他很欣賞胡耀邦，爲當年學生運動的慘烈收場感到悲傷。他想像如果當年學生能夠與黨內改革派更好交流，鎮壓沒有發生，中國或許能走向漸進式民主。但歷史無法改寫，更難以預測。在目前高壓的中國現實下，張希覺得許多事情「可以關注，但要保持一定距離」。他即將讀政治學博士，希望寫一本可以留存的書，更好地理解中國。
![Photography image - Loading 1989s-06.jpg]()
6 of 8
© 2021 Chun Tung Lam
「不如做社會實踐更能改變些東西。」
李珊，1989年4月生於廣西
李珊覺得，汶川地震震撼了自己，官方對死傷人數的隱瞞促使她翻墻上網，因此接觸到許多此前一無所知的信息，包括與她同年誕生的學生運動。大學時攻讀新聞專業的她曾經很激進，想自己做自由媒體，《南方週末》被中共當局干涉時，她與朋友一起去獻花聲援。但汶川地震後，中國公益行業的發展啟發了她。畢業後她進入一家服務弱勢社群的NGO，決定在更基層的地方做事情。目前工作中，她常常與政府博弈，有的地方政府很開放，有的阻力重重。「我現在的工作是跟政府拿小油水，但在佔中、六四運動中，學生要拿的是它一塊肉，這時候政府肯定要做事情去搞你。」
![Photography image - Loading 1989s-07.jpg]()
7 of 8
© 2021 Chun Tung Lam
「到了墻外，就很難回到墻外了。」
黃天海，1989年4月生於安徽
黃天海喜歡西方文化，中學時聽Beatles, Bob Dylan，自組樂隊，在老師眼裡是反叛小伙。大學時他選讀英語，後來到香港讀翻譯專業的研究生，目前留港工作。他很喜歡香港，這裡有他在國內找不到的自由。每年他都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，去年與朋友一起佔中。他不知道個人到底能改變什麼，只能提醒自己「看待任何事情都不要冷嘲熱諷」。未來他希望走得更遠，到日本或美國生活，不再回到中國大陸。
![Photography image - Loading 1989-100.jpg]()
8 of 8
© 2021 Chun Tung Lam
Public Story
Born in 1989
Credits:
chun tung lam
Updated: 09/17/16
當我們還在悼念那年，那年出生的他們，早已成年，走進社會，用自己的眼睛探索世界。26歲的他們，恰與六四同齡。
在他們成長的26年裡，中國急劇變化。經濟奇跡騰飛，而政治改革停滯不前，言論空間時鬆時緊，天安門廣場上浩蕩慘烈的運動，始終不被提起。昨日如夢，人們忘了嗎？人們還相信嗎？答案在年輕人身上。
我們尋訪了多位1989年出生於中國大陸的年輕人，聽他們對歷史、對世界的看法。他們有的選擇遠離政治，潛心科研，又或探索創業的可能性；有的曾經激進憤怒，最後選擇做一位記者，帶著鐐銬跳舞；有的離開中國大陸，看到墻外世界，無力改變，但再也不願返回墻內。
信息的高墻沒能完全遮擋他們的視線，可相比之下，現實的邏輯永遠更加強大。他們都看見了高墻，不選擇硬碰硬。但當參與的機會來臨，他們都蠢蠢欲試，想去做點什麼，可又深感恐懼。
最終，他們選擇使用化名，遮擋臉孔與我們分享自己的故事與思想。這是無奈，也是勇氣。他們每個人的經歷都折射了1989以後中國的變化，每個人的想法都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。
沒有人能準確預測明天的歷史將會怎樣書寫，但答案，或許早已編在每位年輕人的身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