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© 2021 Chun Tung Lam
「改變國家的事情對個人來說太大了。」
林纾,1989年8月生於淅江
18歲那年,林紓離開家鄉寧波,來到香港,攻讀會計本科。這個中國特區讓她大開眼界。她第一次在網上看到有關天安門事件的「血腥」照片,看到學生在大學校園裡掛起一個人高的「殿」字,悼念六四事件。此前,林紓對這一場學生運動一無所知。
除了感到新奇以外,林紓對天安門事件「沒強烈看法」。她對政治抱中庸態度,或者說不感興趣。她父親是位商人,母親是公務員,「家裡一直避談政治,親戚都是這樣」。相比之下,林紓對商業更感興趣。大學畢業後,她在香港會計公司和銀行工作了3年,計劃明年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後,赴美國攻讀MBA。她對科技創新感到興奮,Paypal創始人的書From Zero to One給了她啟發。她正和一群朋友運營一個微信公眾號,分享年輕人在人生路上的有趣選擇。
「可能現在中國的小孩比較關注自己的成功、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幸福,對政府和社會的事沒那麼關心,而且政府的力量太大了,在中國沒有權貴的話,做不了什麼。」林紓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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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如果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討論政治的話,我爸肯定會說我們瘋了。」
羅小麗,1989年10月生於四川
奮鬥了好幾年,羅小麗終於慢慢靠近自己的理想了。她生於四川農村,3歲時父母為了生計遠赴新疆打工,7歲時她被送到新疆與父母團聚。她說自己的偶像是母親,一位鼓勵她讀書寫字的農村婦女。高考那年她不負父母期盼,考上江西的一所大學,畢業後她獨自到上海闖蕩,兩年後進入自己心儀的傳媒,做一名財經記者。
她高考後的那個夏天,新疆發生了大規模騷亂,隨後政府切斷了互聯網,整個暑假她都無法上網,也無從得知騷亂的真實死傷數目。讀大學時,她曾經上網發文表達對政府封鎖消息的憤怒,但文章無法發佈。現在做了記者,她參與的報道也曾被刪除。有時她會想,如果她出生那年學生運動沒有失敗,現在中國的言論環境和新聞制度可能會不一樣。
但更多的時候,她感覺當年的學生運動對目前許多中國人的個人生活沒有太大影響。「大家想的更多的還是如何改善生活吧。」在她印象中,她小時候父母經常爭吵,為的總是錢。幸運的是,她和妹妹都考上了外省的大學,將來或許能過上不一樣的生活。羅小麗最盼望的,是自己能夠自由選擇做自己喜歡的事情,無論是愛情還是職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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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對一個可以向人民開槍的政權,你很難完全信任。」
楊小武,1989年2月生於浙江
高中時第一次上網看紀錄片《天安門》後,楊小武哭了。他感到憤怒,儘管學生領袖的爭權奪利也讓他感覺複雜。在地方當一把手的爸爸跟他說,「他們不是暴徒,就是學生,想見見國家領導人,說說自己想法」。楊小武曾經激進,和朋友辦了份《日人民報》,調侃《人民日報》。研究生畢業後,他目前在北京當時政記者。工作兩年,他已經很了解「什麼可以寫」,「什麼不可以寫」。他認為共產黨不會再正視六四事件,因為「那是他徹底站在人民對立面的事情,危害他合法性」。與以前相比,他現在更感虛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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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不喜歡自己被綁架,寧願做旁觀者。」
張樺,1989年11月生於廣州
張樺從小學習成績好,考入好中學,好大學,最近研究生畢業,專業是生物醫學。她喜歡「確實可信」的事情,所以選擇走進科學的世界。中學時她隱約知道天安門上那件「不能說的事件」,大學時看了紀錄片《天安門》,感覺當年的學生領袖也很迷茫,而且在民運中個人的意見常被扭曲。張樺更相信個人踏踏實實的努力,她的理想是成為學術雜誌的主編,擁有健康美滿的家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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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作為青年人我肯定是同情青年人的。」
張希,1989年4月生於甘肅
張希性格內向,但聊起歷史和政治,就變得健談。大學時他研讀經濟,天天構思創業點子,後來接觸《南方週末》等傳媒,意識到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長久形成的文化和制度。後來到香港讀研究生,專業是大中華研究,香港的秩序和社會制度讓他大開眼界。他很欣賞胡耀邦,爲當年學生運動的慘烈收場感到悲傷。他想像如果當年學生能夠與黨內改革派更好交流,鎮壓沒有發生,中國或許能走向漸進式民主。但歷史無法改寫,更難以預測。在目前高壓的中國現實下,張希覺得許多事情「可以關注,但要保持一定距離」。他即將讀政治學博士,希望寫一本可以留存的書,更好地理解中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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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如做社會實踐更能改變些東西。」
李珊,1989年4月生於廣西
李珊覺得,汶川地震震撼了自己,官方對死傷人數的隱瞞促使她翻墻上網,因此接觸到許多此前一無所知的信息,包括與她同年誕生的學生運動。大學時攻讀新聞專業的她曾經很激進,想自己做自由媒體,《南方週末》被中共當局干涉時,她與朋友一起去獻花聲援。但汶川地震後,中國公益行業的發展啟發了她。畢業後她進入一家服務弱勢社群的NGO,決定在更基層的地方做事情。目前工作中,她常常與政府博弈,有的地方政府很開放,有的阻力重重。「我現在的工作是跟政府拿小油水,但在佔中、六四運動中,學生要拿的是它一塊肉,這時候政府肯定要做事情去搞你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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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到了墻外,就很難回到墻外了。」
黃天海,1989年4月生於安徽
黃天海喜歡西方文化,中學時聽Beatles, Bob Dylan,自組樂隊,在老師眼裡是反叛小伙。大學時他選讀英語,後來到香港讀翻譯專業的研究生,目前留港工作。他很喜歡香港,這裡有他在國內找不到的自由。每年他都到維園參加六四晚會,去年與朋友一起佔中。他不知道個人到底能改變什麼,只能提醒自己「看待任何事情都不要冷嘲熱諷」。未來他希望走得更遠,到日本或美國生活,不再回到中國大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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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c Story
Born in 1989
Credits:
chun tung lam
Updated: 09/17/16
當我們還在悼念那年,那年出生的他們,早已成年,走進社會,用自己的眼睛探索世界。26歲的他們,恰與六四同齡。
在他們成長的26年裡,中國急劇變化。經濟奇跡騰飛,而政治改革停滯不前,言論空間時鬆時緊,天安門廣場上浩蕩慘烈的運動,始終不被提起。昨日如夢,人們忘了嗎?人們還相信嗎?答案在年輕人身上。
我們尋訪了多位1989年出生於中國大陸的年輕人,聽他們對歷史、對世界的看法。他們有的選擇遠離政治,潛心科研,又或探索創業的可能性;有的曾經激進憤怒,最後選擇做一位記者,帶著鐐銬跳舞;有的離開中國大陸,看到墻外世界,無力改變,但再也不願返回墻內。
信息的高墻沒能完全遮擋他們的視線,可相比之下,現實的邏輯永遠更加強大。他們都看見了高墻,不選擇硬碰硬。但當參與的機會來臨,他們都蠢蠢欲試,想去做點什麼,可又深感恐懼。
最終,他們選擇使用化名,遮擋臉孔與我們分享自己的故事與思想。這是無奈,也是勇氣。他們每個人的經歷都折射了1989以後中國的變化,每個人的想法都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。
沒有人能準確預測明天的歷史將會怎樣書寫,但答案,或許早已編在每位年輕人的身上。